秦朝统一初期，尚能兼容百家，但随着政治经济的统一，出于巩固天下统一的需要，在文化教育上实行「书同文」、「行同伦」，即统一文字，同时要求人们行为要规范。在推行「书同文」、「行同伦」的过中，主要依靠刑法，但也注意到了教化。各乡设置「三老」掌管教化。同时今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作为儿童课本，进行文字和伦理教育。「书同文」、「行同伦」，对统一汉民族的共同心理，对以后文化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淮阳自春秋以来就成为文化教育比较发达的地方，秦代亦然。汉初杰出的军事谋略家张良在秦末就曾在淮阳学习礼制。据【史记•留侯世家】载：「良尝学礼淮阳。」秦代为了禁止当时「以古非今」现象，在禁止私学的同时，规定官学教育只能学习法令，「以吏为师」，官学中的传授活动被迫中断。这种「禁私学，以吏为师」的文化专制制度，客观上阻碍了教育的发展。
在汉初的六七十年里，采取「以道为本，以法为符」的「杂霸政策」。到文景时期，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更被推崇成为统治思想的主流。汉朝在建国几十年后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教育政策，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统治的思根支柱。汉朝的文化教育则以秦为鉴，在儒家思想指导下，国家创办官学，中央首创太学，郡国设立学校，推行教化，为中国封建教育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汉王朝推行的郡国学，使地方教育得到空前发展。同时，私学和家学也成为地方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代地方官学始创于景帝末年。蜀郡太守文翁为移风易俗，推行教化，先从郡史中选派聪慧者十余人到长安，就学于博士，可谓最早的委托培养措施。数年后，这些人学成归束。文翁在成都立学，招收属县子弟入学，学成者都给予重用，或推荐到朝廷做官，蜀郡从此学风大盛。到汉武帝时，推广文翁兴学的经验，「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汉书•循吏传】)，但还不十分普遍。到宣帝时，地方学校开始增加。汉平帝时郡国普遍设立官学。平帝元始三年（3年），采纳王莽请求立官学的意见，制定中央和地方的学校系统。中央官学为太学，地方官学分为四级：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乡曰庠，聚曰序。郡县两级学校设置经师一人，乡聚二级的序、庠设置【孝经】师一人。同时，在郡国还设立宗师，用来教育皇室子弟。另外，地方官学还设有郡文学、郡文学史、郡文学卒史、五经百石卒史及乡三老等官职。汉平帝时制定的地方官学制，初步奠定了后来学校制度的基础。
东汉光武中兴之时，兴办学校成为衡量官吏政绩的一个重要依据，因此学校十分发达。郡国主要培养统治人民的封建官僚，在传播文化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创办地方学校的目的，在于通过儒家经学来宣传孝悌仁义等封建道德，以改造民间风俗。两汉地方学校，对地方文化水平的提高和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了积极作用。自郡国学校建立以来，就一直没有停止，即使在东汉桓、灵二帝社会动荡时期，也没有销声匿迹汉代地方官学的主要任务在于奖进礼乐，推广教化。它与太学相比，地方官学没有正规的课程设置，往往是因人而异。学生上学的时间也没有固定的规定，有的只是在某个时节招集一些人讲学。地方官学的师资力量远逊于太学，它与太学也没有从属关系。汉代的地方官学还处于草创阶段，并未形成真正的系统。但定，它却为后代学校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东汉以「孝经」治天下，反映在学校就是尊师重道。钟兴取得成就后不贪功，不忘本，尊敬自己的老师，保持谦恭之心的举止，为时人所称道。钟兴，字次文，东汉汝南汝阳（今商水县西北）人。他从小拜丁恭为帅学习【严氏春秋】。丁恭以「学行高明」向朝廷推荐钟兴。光武帝召见钟兴之后，问他有关经书的义理，钟兴回答得非常好，受到光武帝的称赞，官拜郎中，又升为左中郎将。朝廷下令让他审定【春秋】章句，删去重复繁杂之处，教授皇太子。又让皇室子弟和诸侯跟他学习，封他为关内侯。钟兴自以为无功，不敢接受爵位。光武帝对他说：「先生教授太子和各王侯，岂不是立下大功吗？」钟兴回答说：「我受业于丁恭，这都应归功于我的恩师。」于是便又封赏丁恭，而钟兴则坚辞不受爵位。这说明周口人民自古就有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在尊师重道的同时，地方学校的社会地位得到日益提高。汉明帝在学校祭祀周公、孔子，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
私学教育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存在。汉初，随着秦朝的崩溃，被压抑了多年的私学教育开始恢复。汉武帝开始兴办和发展官学后，官学国家教育中虽然占据主导地位，但私学在官学的影响下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与官学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两汉私学之所以兴盛，一方面是受国家「以经术取士」的影响；另一方面私人讲学思想束缚较少。两汉私学教育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培养符合入仕条件的人才，而在西汉的选举制度中，明古今、通儒经是对入仕者的一个基本要求。汉武帝曾下诏明确规定：以贤良科入选的人，必须「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以后成为两汉王朝推行的一贯政策，这种政策导向必然会对当时私学教育的内容发生重大影啊。因而，在两汉的私学教育中，【尚书】、【春秋】、【左传】、【国语】等史籍在内的历史传授成为极重要的一部分。由于私学教育日趋普遍，生徒众多，求学者遍布四方，使私学在两汉时期的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
私学始于春秋，一直长盛不衰，它使古代的文化典籍、科学知识通过私学教育得以很好地保存和广泛传播。秦时私学遭到禁止，到汉武帝创立博士弟子员的官学制度后，才又给私学带来生机。由于官学招收人数有限，时兴的废，入学条件也比较苛刻，加之缺少启蒙之学，因此，就读私学者人数还超过官学人数。汉代的私学一般可分作三个阶段。第一是蒙学阶段，目的识字习书，相当于现代的小学阶段：第二是读【论语】、【孝经】阶段，目的在于接受封建道德教育：第三是读经阶段，目的在于进入仕途，治理国家，相当于现代的大学阶段。在私学中，教学内容比官办学校中更为丰富，不限于今文经，也可讲授古文经，同时还可讲授黄老、图纬、天文、星历、法律等知识。
两汉时期，儿童教育也开始发展。学童在蒙学阶段学习的学校称作「学馆」、「书馆」、「书舍」或称为「小学」，教师称为「书师」。汉代儿童，约八九岁入书馆学习，年限不定。这一阶段主要是识字习书。小学所用的学书，王要有【仓颉】、【凡将】、【急就】、【元尚】等篇。习完字书后，即进而学习【孝经】、【论语】，以作学经前的准备。入书馆学习需交纳学费，并非贫家儿童皆可人学。
汉时，私学称「精舍」（亦称「精庐」)，史书记载不少名儒自立精舍居教授。汉代私学中的学生，可分为「及门弟子」和「著录弟子」两类。「著录弟子」只需把自己的名字录在名儒、学者名下即可，不必亲来受业，这便开了后世的「拜门」之风。而「及门弟子"才是名儒、学者亲自教授，有的也通过高业弟子转相传授。到东汉时期，私学教育已非常兴盛，名师门下，常有生徙数百上千人，多者达教千其至万余人。如东汉汝南南顿（今项城城西）人蔡玄，「学通【五经】，门徒常千人其著录者万六千人」(【后议书•蔡玄传】）；颍容，东汉陈国长平（今西华）人，博学多识，尤善【春秋左传】。东汉末避乱荆州，门徒千余人。
秦汉学人大多经历过远道寻师求学的艰辛，求学者往往背井离乡，远行千里，负笈寻师。在当时交通比较落后的条件下，他们自己背着行李、书籍和文具，不远千里，跋山涉水，求师问学。史书中常常用「千里负笈」形谷这样的社会文化活动。「笈」，是一种主要用以盛装书籍的竹编器具。【太平御览】卷七一一引【风俗记】说：「笈，学士所以负书箱，如冠籍箱也。」同卷所引谢承【后汉书】就具体说到袁因「负笈」就学的事迹：「袁闳，字夏甫，汝南人也，博览群书，常负笈寻师，变易姓名。」耕读这种生活方式田来已久。据【后汉书•袁因传】记载：袁因「居处仄陋，以耕学为业。
汉人十分注重人性和伦理。在汉代私学中，要求学生尊敬教师，严守师法和家法，师生关系十分融洽和亲密，学生对师长恭敬礼让，甚至当师长获罚下狱时，学生常上书诉免，甚至要求代死。东汉司隶校尉、武平人虞诩被宦官陷害下狱，其门生百余人举幅叩头，血流满地，为老师诉冤，虞诩即日被释获救。东汉陈国的张季礼得知他的老师去世的消息后，慷然「远赴师丧」,「寒冰车毁，顿滞道路。」(【后汉书．刘翊传】）师长死后，门徒常常取丧三年。在私学中，师生的感情十分深厚，这种融洽的关系对中国以后的师生关系有着很大的影响。
除官学、私学外，家学传授也比较盛行。两汉时期，为了适应选士制度对了解历史和熟悉儒经的要求，为了使家族子弟博通古今、明辨善恶，把他们培养成仁人贤士，入仕为官，为家族赢得声誉，使家族的社会地位得到巩固和提高，不少家族将【尚书】、【春秋】、【左传】等史籍作为家学传授的重要内容。如，薛汉，字公子，汉代淮阳人。少传父业，精通【韩诗】。他和父亲都以【韩诗章句】著名。「当世言【诗】者，推汉为长。」(【后汉书•儒林列传】）他善说灾异谶纬，弟子常数百人。光武帝建武初年，为博士，受诏校订图谶。明帝时为千乘太守，政有异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