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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国诗歌语言强化班」——一个荷兰汉学家眼中的马高明

2022-11-24文化

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柯雷(Maghiel van Crevel)

「我的中国诗歌语言强化班」——一个荷兰汉学家眼中的马高明

马高明(1958-2022):诗人,文学翻译家,编辑家。著有诗集【失约】、【危险的夏季】等;译诗集【荷兰现代诗选】、【希腊诗选】等;编著【国际诗坛】(1-6期)、【外国现代派百家诗选】、【西方女子诗选】等;其诗歌作品被译为英、德、西班牙、荷兰、瑞典、希伯莱等多种文字。10月26日因病去世。

趴在写字桌上,左手拿着烟,右手拿着钢笔,在手稿纸上画掉或插入字符,添加编辑符号,用中文和英文自言自语,好像在大声思考,脑海中的齿轮在不断研磨,让他找到准确的词,准确的诗行,准确的诗节。一个铿锵有力的声音,不停地讲问题、讲想法、讲感情。一颗饥饿的心,但也能喂饱肉体,他是做鸡蛋辣椒炒面的高手。严肃的媒体工作者,中国众多的民间诗人之一,不解之缘的翻译家:在一个人的身体里三成一。好奇、不耐烦、固执、创意、挑衅、乐观。这就是我记忆中的马高明。

1986年至1987年我留学北大。到达北京后不久,当我在首都剧场观看一场戏剧时,我好惊讶地发现著名荷兰作家阿德里安-凡-蒂斯(Adriaan van Dis)也在场。当时外国人在中国比今天要少得多,年轻的我毫不犹豫地走到他面前,说我们是同胞,并问他到中国来干吗。也差不多是这个语调,他没介意,刚好相反,热烈投入对话。原来,北京是他打算穿越中国的出发点,要写一本游记。人家与一位中国诗人即英文翻译一起访问首都剧场,这位诗人在几个月前参加了1986年鹿特丹国际诗歌节。当然,这就是高明兄。

「我的中国诗歌语言强化班」——一个荷兰汉学家眼中的马高明

马高明诗歌朗诵照

接着,当我们一起吃饭时,三个人很快就发现对诗歌以及奇妙的计划的共同爱好:我指的奇妙计划就是用中文制作一本荷兰现代诗歌选集。高明请我这个荷兰语的母语者参加翻译工作,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令我很兴奋。凡蒂斯先生是一个文学工作者,不光是作家,也是一个文学的推动者。从上世纪80年代初一直到90年代初,他在荷兰国家电视台主持了一个广受关注的图书节目,采访世界各地的作家与诗人。在北京那个充满缘分的夜晚,他很热心地说可以寻找资金来支持荷兰现代诗歌译成中文的项目(半年后,给他写信提醒,果然他言出必行)。高明自己是诗人,曾在中国最顶尖的语言学校之一的「二外」学习英语,还是文学翻译家。我是一个读汉学硕士的学生,终于看到了一个课本以外的中国。说实话,我对诗歌感兴趣远远早于对中国感兴趣,所以一旦走进汉学之路而且实实在在走到了中国,接触诗歌似乎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当年的翻译诗界与中国诗界深深地纠缠在一起,就像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整个动荡的20世纪一直是如此。就这样,我通过翻译走进了中国诗歌。

「我的中国诗歌语言强化班」——一个荷兰汉学家眼中的马高明

【荷兰现代诗选】1988初版本

没想到,我们这奇妙的计划竟然是可行的。自1986年秋天起,高明兄和我共同编译【荷兰现代诗选】。每周我都会骑自行车或坐公交车从中关村到和平里,与高明兄一起完成一首又一首的诗。汉语母语者与荷语母语者拿双语讨价还价,在双语之间的桥梁碰头,在双语之间的深渊里掰腕子,既要忠于原文又要给予译文生命力。偶尔失败也没事,重要的是成功的文本,重要的是新的一首诗已进入中文,尽管只有我俩才知道,尽管只存在一份(整个手稿当然是手写的,我们一直很着急怕丢了。直到今天,我的诗歌翻译都是手写的,后来才输入电脑。与翻译小说、非虚构文本或学术文章的工作方式根本不同,必须得感受语言的物质性)。

其实,并不是只有我俩才知道这项工作,我们很快就得到了一些宣传。就在那年荷兰首相访问中国之前,有个国家电视台的时事节目将焦点放在了中国。当然,导演主要关注的是商业机会(不仅仅是中国人才知道如何往钱看),但人家也采访了北京大学的荷兰留学生。平心而论,应该认识到他们对文化也很感兴趣。当我说我正在与一位中国诗人合作把荷兰诗歌带给中国读者时,导演抓住了机会,带着摄影组跟着我去了一趟和平里。几天后,荷兰电视观众就能看到高明杂乱无章的写字桌,看到他和我在敲定诗人娄岱森(Hans Lodeizen)的一首诗时就准确的词语和准确的标点符号进行的交流,看到两个人用两种语言朗诵这首诗。高明的脸上有一种极其专注的神情,在摄像机和手稿之间来回扫视。然后他就开始:「请听:……」实际上是娄岱森在说「请听」,俩字是文本的一部分,但高明把这些话语真正拉进自己的手中。今天这些图像跨越了近四十年的距离回到我身边,然而我觉得什么都没变,感到很亲切。这就是典型的文化工作,由人类创造和分享的欲望驱动。谁是诗人或是翻译家,谁就很熟悉这种动机。

「我的中国诗歌语言强化班」——一个荷兰汉学家眼中的马高明

当年荷兰的电视片中拍下的柯雷与马高明现场讨论诗稿的情景

荷兰的诗友得知我们的工作后,便将大量的荷兰诗歌邮寄给我。在他们的指导下,再加上译者有权发挥的主观性,去高明家以前我每次都初选几首诗,并制作一份很粗糙的中文译文:有的诗行我敢肯定,有的我不知所措,只好「硬译」以便一起加工。当我把草稿拿给高明看时,他会责备我的错误:写错了字,用错了词,说了一些「我们不这么说」的话。但当我商榷说我的草稿反映了母语在源文本中的偏离使用,他就会认真地听,接着我们会一起试图找到一个偏离使用的中文来匹配。高明的长处之一是,他对突破中国诗歌「可说」的界限持开放态度,所谓中国诗歌绝对也包括中文翻译中的外语诗歌。这样一来,我们的翻译工作就像是我的中国诗歌语言的强化班,我在北大的外国同学都羡慕我这个「课外」特权。当然,最广泛意义上的翻译(并不限制于字词的文本)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核心所在。

古今都有人说,诗歌是无法翻译的,但我的「强化班」却证明并非如此。事实上,我们的具体交流,在不同的手稿版本、个别诗句和词语的不同版本之间来回穿梭,说诗歌的不可译性不如说其超可译性。首先是因为一首诗有能力从不同译者的手中产生大相径庭的译文。其次是因为,即使一首诗在过了那座谚语般的桥后已经转变,它也能够保持其冲击力。【现代荷兰诗选】中一例就是阿伦茨(Jan Arends)的诗:「甚至 / 一只 / 抚摸的手 / 也会 / 伤害我。」

我向高明兄学到了很多。他是文化热的化身:诗人、翻译家、诗歌活动家、翻译活动家。通过他,我认识了不少其他文化热者,尝到了文化领域空前的多元化与丰富性。当然,我没有意识到这个时代后来会成为一个传奇的话题。也许这是好事,允许我不多想,纯粹吸收这种氛围,也真正地融入其中。之后,上世纪80年代被浪漫化了,但不可否认的是,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诗歌是文化实验的先锋军。当新的诗集问世时,人简直要用肘部往前别开人群挤到柜台才买得到。我并不想为此而怀旧,只是想赞美人类的想象力。在纸间挥洒就能胸臆直抒催人感动,可真是个奇迹。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各种诗歌脉络并非「全盘西化」,别忘了,诗歌是中国文化基因的一部分。当时,中国的诗歌在经历了一段艰难时期后重新兴旺起来,并以一种健康的好奇心注视着世界各地的对手。说起来,【荷兰现代诗选】封面上有错字,好像是从这个文化漩涡里掉下来的,荷文标题中的「moderne」(也就是「现代」的意思)写成「moderme」。我当然很惊讶,但回顾也意识到,这象征着这种诗歌已经走了多远,路上留下的伤疤也可能是美丽的。

「我的中国诗歌语言强化班」——一个荷兰汉学家眼中的马高明

荷兰现代诗选2007再版本

也许有人认为,由双语的母语者合作是一种奢侈,或者至少是一种不容易实现的理想。确实如此,但只要有两个人乐于共同奉献就能做到。1987年春末夏初完成了一本每个字都是高明和我一起写的书,一年以后还能看到它问世,是一种难忘的感觉。当时我早已回到荷兰,但书出来是件大事,荷兰诗界很重视,高明又一次受邀参加鹿特丹国际诗歌节,我俩再次见面(都喊出个「见鬼!」),高兴极了。我想高明兄趁着欧洲之行的机会可能大大扩充了他的开瓶器收藏。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们时不时地联系一下。他把【荷兰现代诗选】叫做「我们的宝贝」,宝贝也一直伴随着我们。几十年后,到哪里开会或参加文学活动,还会有人拿着一本来找我们,请签名。

我最后一次见到高明兄是在2017年,当时我和沈睿一起去医院看他。身体上的疾病并没有摧毁他的精神,他留着大胡子,一直开着玩笑。最后他陪着我们穿过走廊,把我们送到门口,说他期待着离开医院,期待我们再相聚碰杯。

马高明是我认识并结识的第一位中国诗人。他走了,让人伤心。我珍惜这段记忆,并祝愿他一路走好,安息。

2022年11月11日

于荷兰莱顿

【作者为莱顿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教授,汉学家,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诗歌】

(责编:孙小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