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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自己的信件被基层干部扣留,刘少奇震怒了,指示湖南省公安厅一定要查一查

2022-11-24历史
得知自己的信件被基层干部扣留,刘少奇震怒了,指示湖南省公安厅一定要查一查

文/黄禹康

倾听民众呼声,特邀农民「秘书」进京交谈

1953年7月,正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的刘正山要回乡度暑假。刘正山是刘少奇大哥的孙子。离京前,他去中南海看望叔爷爷刘少奇。刘少奇交代刘正山一项任务,回乡后为他找几个农民「秘书」,经常向他反映农村里的情况。刘少奇希望他的农民「秘书」是真正的翻身农民,种田的行家里手,又敢于讲真话的老农。他对即将返乡的刘正山说:「你是大学生,暑假回乡也作点社会调查,顺便帮我办好这件事。我相信你能办得好!」

刘正山回乡后,没有自作主张,而是找到了乡农会主席王升平,请他拿主意。

刘少奇要在家乡约请几位农民「秘书」,乡亲们把这看作是一件大事、喜事。人们以空前的热情参加提名。刘少奇提出的条件由大家具体化了:牛皮哄哄的不要,游手好闲的不要,尤其是超天捏白(即漫天撒谎)的人更不能要……只有老实本分,发狠生产,大公无私又敢于讲真话的种田人,才有资格担当刘少奇「秘书」这一重任!

名单汇集到王升平那里,竟有十几位之多。其中也包括了王升平本人。但王升平觉得自己还只有20多岁,不是老农,再说他还是乡农会主席,可以直接向上级汇报工作,应该多让普通群众参与,这样更利于少奇同志了解下情。经过反复协商、比较、筛选,最后确定:成敬常、黄端生、齐海湘和另一位农民,作为特邀「秘书」,定期向刘少奇反映农村情况。

暑假结束,刘正山回到北京,向刘少奇报告了4位农民「秘书」遴选经过。乡亲们的热情和慎重,这使刘少奇十分感动,这时己是9月初,很快就是国庆节了,刘少奇便亲拟了一封电报,邀请4位农民「秘书」到北京相聚面谈。乡亲们见电报后更是奔走相告:少奇没有忘记家乡,共产党看得起种田人!

成敬常是这次遴选的4位农民「秘书」中的骨干,他高额骨,宽下巴,五大三粗,典型的湘中农民形象。他家与刘少奇家还有一点转弯抹角的亲戚关系。成敬常的父亲是当地一位挺有名气的中医,比刘少奇大十几岁。刘少奇小的时候,父母曾想让他学中医,他虽无志于此,却和那郎中先生成了忘年交。两家相距约一华里,常来常往,关系很密切。

解放后,刘少奇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消息传来,成敬常欣喜若狂。于是产生一种冲动,希望有机会与他见见面,问个好,表示一个晚辈的美好感情。细细一想,又觉得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刘少奇离家外出的时候,成敬常还是一个10岁左右的小孩子,刘少奇是否还能记得他?现在的地位又这么悬殊,一个在水田坡地里干活的种田人,怎么可能去那警卫森严的中南海做客呢?

然而,事情常常出人意料。刘少奇在家乡遴选几位农民「秘书」,乡农会研究名单的时候,头一个考虑的就是他!虽然还不知道是否有机会去北京与刘少奇见面,但互相通信是肯定能做到的。成敬常小时候在父亲的指导下,读过【三字经】【百家姓】【幼学琼林】……粗通文墨,写信是不成问题的。想到可以与国家领导人建立经常的通信联系,这也是一件了不得的事,那些天,成敬常一直沉浸在激动之中。

得知自己的信件被基层干部扣留,刘少奇震怒了,指示湖南省公安厅一定要查一查

◆刘少奇、王光美与农民秘书成敬常在故居交谈。

1953年9月中旬,忽然接到刘少奇发来的邀请电报,欢迎成敬常等四位农民「秘书」去北京相聚面谈,这消息在乡间一下子引起了轰动。人们把这件事看作是一项殊荣。亲戚朋友纷纷向成敬常表示祝贺,进京前,成敬常不准备做新衣服,也没有筹划礼物。既然刘少奇把他们作为农民「秘书」,他就尽可能多把农民群众的意见带上去;他没有当过干部,但也懂得找人座谈,个别了解;他觉得自己有一份责任。

9月15日,成敬常一行抵达北京。没有约定,却是一样的打扮:光头,青布裤子,白土布对襟上衣,长条布纽扣,家制黑色布鞋。只是都把竹烟杆丢了,换上了一种价格便宜的香烟。

他们都是第一次出远门,但一点也不胆怯。宁乡曾有人去过北京,都是住在翠明庄的一个招待所。成敬常一行寻到那家招待所,这里却不对外营业。须持有关部门的介绍信,方可以在此住宿。成敬常觉得挺新鲜,有意开点玩笑,问:「我们请刘少奇来介绍,能不能住?」

刚解放的时候,老区常有人带着红枣核桃来北京,有前来拜会老战友的,也有老房东来看首长的。别看这些人其貌不扬,说不定他们也许与某位中央领导同志有着非同寻常的友谊。接待人员自然不敢随意怠慢。问:「你们几位,真的没有带介绍信?」

「没带介绍信,只有一封电报!」说着,成敬常从袋兜里抠出刘少奇发来的电报,接待人员即刻把他们迎进屋内,安排他们住下,两人合住一间。两间房紧挨着,彼此联系也很方便。

刚刚洗漱完毕,就有一个工作人员来通报说:少奇同志请他们现在就去中南海。成敬常心里嘣嘣跳,原以为见中央领导人是根本不可能的事,现在却变成了现实,他能不激动么?

车子七拐八拐,来到中南海一幢房子跟前,房子年代己久,青瓦灰墙,一点也不气派。分明是一幢普通民居,与想象中的中央领导人的官邸相差甚远。

刚下车,他们就看见刘少奇和王光美站在门口迎接,跟他们一一握手。成敬常跟刘少奇握手的时候心里激动,老半天才生硬地喊道:「九伯,您好!」

刘少奇笑了起来,说:「你是成敬常嘛,我在家时,看你这么高……」刘少奇比划着,「那时,你叫我九叔嘛!不过在这里大家都叫我少奇或少奇同志,你们还按这里的称呼吧,那样不显生疏!」

大家不再拘谨,刘少奇把客人请进他的办公室。办公室里陈设也很简单。西墙有四个大窗户,北墙和东墙有几只书柜和文件柜。屋里一对沙发,一把藤椅。客人多了,工作人员临时搬来两把靠椅。宾主落座后,刘少奇敬烟,王光美泡茶,一如农家待客。

叙谈是从乡间的人和事开始的。刘少奇记得许多老朋友,问他们家境如何,身体好不好。也记得一位叫黄四木匠的手艺人,他打的家什做工精细,经久耐用。还谈到拓木冲朱赞庭老先生的儿媳朱五阿婆。说她年轻时帮助朱老先生料理学生生活,很有同情心,学生受了处罚,她总是设法去安慰。得知朱五阿婆仍健在,刘少奇说:「她现在该有七十好几了,你们回去,代我向她问好!」

谈话无拘无束。刘少奇接着又问起家乡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社会治安……成敬常说:「土改后,贫雇农分了田,生产积极性都很高。但因家底子薄,耕牛农具不足,影响了生产的发展。我这里带来一个材料,是听取了大家的意见,跟村小学王老师商量整理的,请刘主席过目!」

刘少奇接过那份材料,仔细看了一遍,说:「成敬常同志,你反映的情况很好。我在中央工作,需要从多方面了解下情。这次请你们四位来,就是想跟你们商量,经常保持通信关系。比如说,你们一年给我写两封信,反映一下乡里的情况,应该不难吧!」

齐海湘、黄端生不识字,不会写。成敬常便自告奋勇说:「我肚里书不多,但写封信还可以马马虎虎对付。刘主席又不是要我们写大块文章,主要是讲我们乡里农民自己的事。你们几个负责收集信息、了解情况。信,由我来写!」

刘少奇又特别嘱咐大家:「请你们一定要讲真话,千万不能说假话。说错了不要紧,我不会责怪你们,更不会打棍子。你们能不能够做到?」四人齐声回答:「能够做到。」

刘少奇笑了,说:「能够做到就好,这就是我请你们来北京的主要目的,大家来一趟北京不容易,可以多参观一些地方,开开眼界。过几天有空了,再请大家吃一顿便饭!」

告辞时,刘少奇把大家送出门。晚上,四个人很兴奋,大家七嘴八舌在房子里神聊了一通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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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和乡亲们座谈。

10月1日,是建国四周年国庆节。作为刘少奇家乡的农民代表,他们被邀请参加国庆观礼,每人一个印制精美的观礼出席证。许多年之后,成敬常仍然记得,9月30日晚上他们通宵未睡,坐在床上等天亮,等待那幸福时刻的到来!

第二天,他们在天安门东观礼台就坐。

庆典开始了,天安门前一片欢歌笑语,一片红旗的海洋。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都心潮澎湃。这几个来自湖南宁乡山旮旯里的光头,白褂,青裤子的种田汉子,他们骤然升起一股激越的感情:我们是国家的主人!

成敬常一行在北京参观了一些大工厂和名胜古迹,饱览了首都风光。回到乡间后,就忠实履行农民「秘书」的职责。

「秘书」犯了错,刘少奇实事求是地既给予批评教育,又积极引导

农会主席王升平虽然不在刘少奇特邀的4位农民「秘书」之列,但他从土改当积极分子起,当过民兵队长、乡农会主席,三年多了,心里时常想着一件事,就是如何使农民尽快致富。村里就那么些田,人口却在不断增加。生产底子薄,农具、肥料都很困难,产量很难上去。土改了,农民政治上翻了身,但如果生活仍很贫困,就算不得是真正的翻身。门路也是有的,离此不远的双狮岭,地下有煤炭,挖下去几米深,就可以挖到煤。如果乡里组织一点人力,开发这个项目,赚些钱来发展生产,改善大家的生活,这不是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吗?于是他就想写一封信,要成敬常、黄端生4位「秘书」直接面呈给少奇同志。假若得到少奇同志的支持,贫穷落后的花明楼,就可以逐步致富了!

王升平只读过半年书,要给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写信,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比开几亩荒地还要费劲。说来也奇怪,这一次拿起笔,心里话就像水一样哗哗流出来。字写得歪歪斜斜,还有不少错别字,却密密麻麻写了好几页!信写好了,他又有些犹豫。这个样子寄出去,少奇同志会不会笑话他呢?他拿着信去与乡支书邓子卿商量。邓子卿说,少奇同志晓得我们是泥腿子,不会责怪我们字写得不好,我们真心实意反映农村情况,少奇同志会感到高兴的。邓子卿也没有多少文化,但他赞成王升平的意见,便在信上签上自己的名字,算是乡支书和乡农会主席联署的信件。

第二天,成敬常一行4人去北京,王升平把信托给成敬常,请他亲手交给刘少奇。

成敬常在北京整整住了一个月,返家的当天下午,就兴冲冲地来找王升平,他来不及讲北京的种种见闻,就拿出一封信来说:「升平,少奇同志给你来信啦!」

长条大信封,上面写着邓子卿、王升平两人的名字。拆开来看,果然是刘少奇的亲笔信。毛笔字,刚劲有力,整整三页纸。那会儿王升平正在田里收割黄豆,在附近干活的人听说是刘少奇写来了信,纷纷围了上来。有些字王升平不认识,大家一凑,信上的字就认全了。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这封信被造反派撕得粉碎,但这封信的字字句句早己刻在了王升平的心里。以至他年过60岁之后,还能一字不差地把那封信背诵出来:

邓子卿、王升平同志:

你们的来信以及很多朋友的来信,我都收到了,使我了解乡间很多情况。谢谢你们及很多来信的朋友。对于我们乡间的发展情形,我是有兴趣的,关心的,望你们经常来信,例如每年有一次或两次来信,告诉我乡间的各种情况,对我是很有用的。但请你们告诉我真实情形,是好就说好,是坏就说坏。并且最好能说具体些,说明事情的发展经过,而不要有任何的夸大或隐瞒,这须请你们注意。齐海湘同志带来很多朋友的信,我不能一一作复,请你们代为致意。并请你们转告各位朋友,在以后再不要向我写致敬一类的信,因为这并无好处。此外,关于乡间问题,仍须向县、区、乡政府请示处理。所有要求处理问题的信,己转县政府酌情办理,双狮峰煤矿问题,则转省政府酌办。

致以

敬礼!

刘少奇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第二年,刘少奇有两个在乡的亲属,平时不好好劳动,时常讲怪话,发牢骚。村里批评他们,他们以刘少奇的亲属自居,跟村干部顶牛。尤其是他们去过一次北京后,说刘少奇给了他们一个什么奖,回来更是盛气凌人。村里感到难办,王升平便又写了第二封信,讲了农村的一些情况后,还提到他那两位亲属的问题。回信很快就到了,刘少奇在信中说:「你的来信,我己收到,谢谢你反映了情况。关于刘、齐二位来北京,事先我不知道,他们再三要求。我给了30元路费,并没有得什么奖,我己要他们到乡政府承认错误,再不要吹嘘,也不要来北京,要努力搞好生产。」

刘少奇不徇私情,王升平非常佩服。

自此后,他也就成了刘少奇的农民「秘书」,常常把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写信寄去。尤其是1958年大炼钢铁,挨家挨户收铁锅,拆房子……他想不通,一连给刘少奇寄去几封信,但再也得不到回音,后来才真相大白,他的信件是被人扣压了。

那时候,王升平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上级布置下来的任务重,完不成要挨批评。这样,一批农村干部,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和不挨批评,便置群众利益于不顾,干了劳民伤财的事,严重影响了干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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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王光美走访农民秘书。

不久,上级派来整风整社工作组,群众对王升平的意见很大,公社宣布撤销他的大队支部书记的职务,并要求他向群众作个像样的检讨。王升平对此很不理解,觉得受了委屈,满腹牢骚。上级越是批评他,他越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既不检讨,也不去队里干活,每天提着一只竹篓子,去水塘里捉黄鳝。

这天,吃过早饭,王升平又提着篓子来到塘边,忽然有公社的干部领着一位穿着公安制服的人来找他。惊动了公安部门,难道还要抓去坐牢?王升平心里咚咚直跳,但他口气却挺硬,说:「我己经削职为民了,哪里也不去!」带路的公社干部首先开了腔,告诉他说,是刘少奇主席回来了,要找他谈话。他打了个愣,丢掉竹篓,一路小跑往炭子冲走去。

刘少奇从屋里迎了出来,说:「你就是王升平吧!」

王升平和刘少奇只通过信,却没见过面。但他见过刘少奇的彩色画像,一眼就认出来了。可是刘少奇怎么认识他呢?他向刘少奇深深一鞠躬,说:「刘主席,是您老人家回来了,您好!」

「好,好。你也好吧!」刘少奇一边说着一边伸出手来。王升平系个破围腰,手上满是泥水,不好意思伸过去。刘少奇却哈哈笑着,紧紧握住他的手。他们手拉手进了屋,王升平的拘谨一扫而光。

谈话随意而轻松。刘少奇问他多大年纪,读过几年书,都做过些什么事,王升平说:「在娘肚子里就跟着讨米,8岁时读过半年书。家里穷,念不起书,十二三岁去煤窝里背煤!」

「出身很苦哇。你父亲叫什么名字?」王升平说:「我父亲叫王春华,做过36年长工。」

刘少奇沉思片刻,说:「噢,王春华,住首子冲。是个本分人,我还记得!」他接着又问:「听说你犯了错误,是怎么回事?」

王升平耷拉着脑袋说:「没有听党的话,没有听毛主席的话!」

刘少奇说:「我看还要加一条,没有听群众的话。你把安湖塘下面的好田改成鱼池,搞那么大,费那么多工,也不养鱼。山上本来长满了树木,你砍了树木开茶园,你跟群众商量过没有?脱离了群众,日子当然就不好过了。」

王升平的脸涨得通红。刘少奇说:「当然责任不全在你,但你也不能推得干干净净,我看你头脑也有些发热!」王升平喃喃地说:「刘主席,我有错!」

刘少奇严肃地说:「有错误就检讨,就改。听说你每天提着个竹篓子去捉黄鳝,这算怎么一回事啊!」

王升平恨不得给自己掌嘴。他痛心地说:「刘主席,我下决心改,向全大队群众作检讨!」

刘少奇严肃地说:「我们有过失,使群众遭了罪,不检讨,行吗?当然啰,检讨了,群众谅解了,你还可以出来工作。前提是必须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

话题转向公共食堂。刘少奇说:「王升平,你实事求是说说看,公共食堂到底好不好?」

王升平支支吾吾:「刘主席,有些话,我不好讲!」刘少奇说:「不要有顾虑,白的就说白,黑的就说黑,把你请来,就是要你讲真心话!」

刘少奇既严肃,又诚恳。王升平说不说呢?先前他给国家主席反映情况,现在他与国家主席面对面坐着,为什么不把乡亲们的心里话讲给他听呢?于是,他鼓起勇气说:「报告刘主席,这公共食堂如果还办下去,会弄得人死路绝,国破家亡!」接着,他还列举了他家所在的拓木食堂的种种弊端。

刘少奇说:「既然大家都觉得食堂不好,中央制定的【六十条】也发下来了,你们的食堂为什么还不解散呢?」王升平说:「公社说,这里是刘主席的家乡,解散食堂要慎重!」

刘少奇很生气,顾这些虚名,怎么不想想群众在饿肚子!他说:「王升平,既然大家都不愿意办食堂,你回去把你家所在的食堂停办了!」

王升平怕担风险,说:「我是犯过错误的干部,己经削职为民了!」

刘少奇说:「你还是共产党员嘛,回去跟群众商量一下,就说【六十条】有规定,可以不办食堂,要是群众同意,就把食堂散了。你给群众办了实事,群众就会谅解你!」

第二天清早,太阳刚刚出山,王升平正在屋里煮饭,刘少奇忽然来到他家。问:「王升平,食堂停办了没有?」王升平高兴地说:「报告刘主席,昨晚连夜开会,社员群众一听刘主席支持散食堂,大家都鼓掌,一些人还流了眼泪。都说搭帮刘主席,要不然,哪个敢散食堂啊!」刘少奇摆手说:「不是搭帮我,是中央制定了【六十条】,反映了群众的心愿和要求!」

左邻右舍听说刘主席来了,都踊跃地围了上来。刘少奇热情地问候大家,说:「将近40年没有回家,多时就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生活很苦,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很对不起大家!」

每到一处,刘少奇总是诚恳地向群众道歉,为前两年工作的失误主动承担责任。

昨天,刘少奇严肃地批评了王升平所犯的错误,现在,趁着许多社员都在,他觉得应该为王升平做些协调解释工作。他问一位老农:「昨天晚上,听说王升平召集你们开会,把食堂散了。这件事,他还办得不错吧!」

老农说:「常言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解散了食堂,不知要救多少人的命。这当然是我们农民最开心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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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在家乡向乡亲们了解情况。

刘少奇进一步说:「乡亲们生活很困难,王升平当基层干部这么多年,吃的住的用的跟大家并没有两样,这说明他至少没贪没占。这也很难得。他有错误,但有些错误的责任也不全在他,有些东西是中央提倡的。中央有错误,要向群众承认这个错误。乡亲们饿了肚子,苦了一两年。现在中央明白了,王升平也有切身体会。他改正了错误,就要让他振作精神,更好地为群众办事!」

那位老农连连点头,说:「刘主席说的很有道理。王升平不刮‘五风’,还会有张升平、李升平……上边来了号令,哪个抵挡得住?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但话又说回来乡亲们吃了这么多苦,不怪王升平又怪谁呢?」

刘少奇笑了起来,说:「这么说来,王升平是代我们受过啰!老农连忙分辩说「嗯!」刘少奇说「这几年工作没做好,中央有责任,省委、县委有责任,当然啰,王升平也有责任,还是那句话,有了错误就改。恢复了实事求是的老传统,以后的日子会慢慢好起来!」

说着,刘少奇提议和乡亲们一起照相。摄影师留下的画面上,缺衣少食的社员群众都脸带笑容,表明他们对生活仍然充满着希望!

得知自己的信件被基层干部扣留,刘少奇震怒了,指示湖南省公安厅一定要查一查

王升平为刘少奇的人格力量所感动,不再为自己的错误辩解,一次一次地在群众会上认真作检讨,终于取得上级和群众的谅解,不久后又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但他仍然履行农民「秘书」的职责,每年给刘少奇写几封信,如实反映农村情况。

农民「秘书」的信息被扣压,刘少奇语重心长地对当地干部说:「请你们给我一点通信自由,不要扣压我的信件……」

进京的4位农民「秘书」其中有一位后来支援工业建设离开了家乡,王升平就自动补充进来,仍旧是4位。农村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4位农民「秘书」经常在一起研究,磋商分析,然后由成敬常或王升平执笔形成文字,邮寄给刘少奇。开头那一段时间,刘少奇都能及时收到他们的情况反映,要么亲笔复函,要么由乡间进京的人捎话。但自1957年冬天以后,情况有了变化。

有一回,公社书记问王升平:「你和成敬常是不是经常给少奇同志写信?」王升平说:「是呀,我们是他特邀的农民‘秘书’呀!」

公社书记严肃地说:「今后,有什么事找公社解决。公社解决不了,也可以向县委反映。不要把一些屁大的事,都捅到北京去!」

王升平把公社书记的话告诉了成敬常。成敬常很纳闷:公社书记怎么知道他们给刘少奇写了信,写的是一些「屁大的事」呢?是不是刘少奇把信转到了公社,叫公社解决?如果是这样,公社肯定不会高兴,因为那些信也批评了公社,那么,今后还当不当这个农民「秘书」呢? 农村情况越来越糟糕,成敬常凭着一个种田人的良知,欲罢不能。1958年4月,成敬常又给刘少奇写信,反映乡里种田搞密植,也就是一蔸挨着一蔸,没有行距和株距。农民想不通,公社就下命令,强迫推行,谁反对就斗争谁。这种劳民伤财的事,请刘主席赶快制止!

1959年4月,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成敬常十分高兴。这年秋收后的11月,成敬常亲眼目睹公社、大队浮夸风严重,干部虚报产量。亩产分明只有400多斤,却报成800斤。如果全国都这么报,国家要遭殃,百姓会遭难!

接连几封信发出之后,可总也接不到回信,成敬常就心灰意冷,到后来,他吃不饱饭,得了水肿病,就死了这条心,不再写信了。只是在饥饿难熬的时候,就忽发奇想,如果去北京找刘主席当面汇报该多好哇!但因水肿病越来越严重,连走路都费劲了,只好作罢。

这天,忽然有两个干部寻到他家来,说刘少奇回到炭子冲,请他现在就去见面。

成敬常开始不敢相信,当他确认是事实,便立刻起身。一个五大三粗的种田汉子,如今竟形同枯槁。刘少奇一见到成敬常吃了一惊,说:「这是怎么搞的,你怎么病成了这个样子!」

成敬常说:「报告刘主席,我得了水肿病。脚肿了,走不动路。男怕穿靴,女怕戴帽。我的脚上穿靴了,只怕要‘少陪’了!」(「少陪」就是当地的俗语:即告别人世)

刘少奇看了看成敬常浮肿的双脚,说:「不要那样悲观,水肿病能够治好!」

王光美给他泡来一杯白糖开水,他当场喝下去,就觉得身子轻松了一些。

因为是老朋友,刘少奇既安慰又责备他,说:「1953年我把你们请到北京来,要你们经常给我写信。可是,我己经有好几年没有看到你们的信了。你们的生活这样困难,为什么不及时把情况告诉我呢?」成敬常忙说:「我们一直坚持给您写信呀!」

1953年从北京观光回来后,成敬常前前后后给刘少奇写过9封信。他一一陈述了一遍,又说:「刘主席,我确实写了,不会说假的!」

刘少奇的眉头拧紧了,说:「昨天,王升平也说写过好多信……」他问一旁的王光美:「成敬常同志的这几封信,你见到过没有!」

王光美是国家主席办公室的工作干部,兼管日常信件的处理。她思索了一会儿,肯定地说:「没有。对于家乡的来信,我通常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没有见过成敬常同志这些内容的信件。」

丢失一两封信也还罢了。成敬常和王升平两人共写了十多封信啊!难道都丢失了?

刘少奇震怒了!他当即指示湖南省公安厅,请他们查一查,为什么在他的家乡,群众寄给他的信件都收不到!

湖南省公安厅立即派出一位副厅长,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了调查。据当地邮电所反映,成敬常和王升平二位给刘少奇的信件,是公社书记和一位县里下来挂职的大队长拿走了。

后来,调查组在县邮电局查阅会议纪录,发现扣压群众信件并非偶然现象。那天吃午饭的时候,刘少奇心情很不好。他说,我身为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在天华想了解一点真实情况,找人谈谈话,就有人出来责难,谩骂。在家乡,想同普通群众和朋友通通信,也被扣留。这说得过去吗?

5月8日,他与炭子冲的干部群众座谈,那个追问过王升平信件的公社书记也在座。刘少奇敲打了他一下,说:「以前我和王升平、成敬常通信。今后我还想和他们常通信。请你们给我一点通信自由,不要扣压我的信,好不好?和我通信并不是要捣公社、大队的蛋,我是想帮你们的忙。我这个人也可能犯错误,帮个倒忙,那我再向你们承认错误,作检讨!」

坐在一旁的成敬常觉得过意不去,说「刘主席,弄了半天,原来是有人扣压了我们的信,既是这样,以后我们不写信了,有什么意见,到北京来,当面向您报告!」

刘少奇当即表态:「为了大家的事情,以后你们可以到北京来找我。你和黄端生己经到过北京。今后为了大家的事,你们认为需要当面向我反映情况,可以随时来嘛,住房吃饭我出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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