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朱荣林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区域规划咨询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上海发展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导，嘉兴发展规划院名誉院长。
图一，1993年10月我应邀赴美国乔治顿大学公共政策系讲学期间，摄于系主任凯姆贝尔教授的办公坐位，此照成了我微信头像。摄影师正是凯姆贝尔教授。
1993年秋，我有幸作为美国乔治敦大学公共政策系（简称 GPPP）邀请的第一位亚洲学者，也是该校亚洲研究中心诞生后邀请的第一位外国学者前往讲学的。
乔治敦大学位于华盛顿特区美丽的波特马可河河畔，是美国最古老的天
主教高等学府，建于 1789 年（至今已逾 200 多年历史），创办人是美国天
主教第一位大主教约翰·卡罗。随着约翰·卡罗周游全国的访问和布道，年轻的共和国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办学理念。在两个多世纪里，乔治敦大学为美国，乃至世界各国造就了一大批社会栋梁和各界精英。由于教育质量的出类拔萃，乔治敦大学时年一直排序在全美高校的前十名之列。
该校公共政策系以培养政府决策和管理的高级人才为目标，时任系主任考林·凯姆贝尔教授是一位研究总统决策和内阁管理的著名学者。该系的研究生是经过严格挑选的，我这次讲学的听众，除正副系主任、教授外，主要是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研究生，内有中国政府委派的，有来自日本首相府的、韩国总统府的，台湾「国大」办公厅的，还有墨西哥外交部的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是该系 1968 届毕业生，该系师生都有幸持白宫请柬出席过这位新总统的就职典礼。
讲学之前，我了解到该校公共政策系有一个奇特的政治环境：教授们的政治主张倾向于民主党，而研究生们的政治主张倾向于共和党。有人风趣地形容：「一帮老民主派，培育出一批小共和派，在这样的一个听众圈子里，自然给我的讲学带来一定的难度。我主讲的题目是「对当今世界面临的发展、环境、安全问题的学术探讨」。
图二 ，美国总统克林顿是乔治顿大学公共政策系1968届毕业生
在近一小时的演讲里，我阐述的主要内容是：
（1）贫困和发展的正确定义；
（2）发展模式和道路的选择应当不拘一格，而不能像商品那样简单地输出输人；
（3）生态无国界，在环境问题上，全世界只有一个共同的命运和归宿，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
（4）新世纪的和平观。在未来的年代里，使人们失去安全感的威胁是多种多样的，非军事威胁会逐步增加，而军事威胁会相对减少；
（5）人类决策思想要逐步超越实利主义哲学，不可把实利主义者看成是文明发展的终极目标；
（6）中国发展模式的选择是中国人民长期探索的结果。各国政府之间应建立起这样的信任关系：尊重别国人民的选择。
图三 ，作者在乔治顿大学美丽校园里
演讲结束后，研究生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归结起来主要是：
第一，关于中国对世界的贡献。
我国对世界，也是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是解决了12亿人口的温飽。因为，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应当是生存之权，这对于共同面临发展、环境和安全三大问题的全人类是如此，对于占人类总人口1/5的中国来说更是如此。
在中国人民解决了生存权之后，我们还意识到并正在为之付诸努力的是，作为社会的人，还有接受良好教育、拥有文化科学知识、参与社会政治文化活动、行使民主权力、享受良好生态环境、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获得民族以及个人平等的需求和权利等等。
我坦诚，东西方的沟通，有三点共识十分重要：
一是各国由于生产力水平发展程度的差异等国情的原因，决定了各国政府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进程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不应当作为评判一国执政合法性的标准，更不能作为干预他国内政的理由；
二是要促进一个国家的科学化与民主化的进程，首先应当帮助和支持这个国家政府发展经济，而不应当采取相反的措施，去制裁和破坏这个国家的经济系统，甚至采取拒之门外的态度，将他们排斥在国际主流社会之外；
三是当这些国家在科学化和民主化进程的道路上只要有点滴的进步，国际社会就应当采取鼓励和赞许的姿态加以肯定，而决不应该抓住不完善之处，横加指责，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只能适得其反。
第二，关于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
我认为，应当说地区发展不平衡是经济起飞阶段必然的现象，只要政策管理得当，它是有利于激励落后地区发展经济的一种动力。
中国西部地区近几年来实施全方位的开放政策，采取刺激经济发展措施的实际效果证明：地区发展不平衡的背后是地区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要素资源)禀赋的不平衡、资源配置效率的不平衡和进而导致的经济结构的差异。因此，解决地区经济不平衡的起点，也应从此着手。从此角度分析，可以说美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有值得借鉴之处。
美国也是一个地域辽阔、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注意了两点：
一是全力推行和发展州际高速公路和通信网络；
二是中央政府实施有效的地区经济均衡发展的调控政策。当前的中国，交通、通信和能源已成政府发展经济「绿灯」项目的同时，实施了市场经济机制以来，正朝着因地制宜的宏观政策管理的方向努力，逐步改变「一刀切」的指令性计划的调控模式，旨在缓解地区经济发展的失衡趋势。
第三，关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评价。
我个人比较欣赏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原因是布什政府对华态度是建立在比较现实的立场上，这种立场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理解。
布什先生熟知中国一句名言，他常在国会引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句中国人家喻户晓的话，对应在商业贸易关系上，中国人还有一句话，叫做「买卖不成情谊在」。因此，布什总统在对华关系上具有长远的、战略的思考，其眼光促使他毫不犹豫地支持中国取得最惠国待遇，而且没有任何附加条件。
这与其说对中国有利，不如说对美国更有利，尤其是在当今美国经济不很景气的时候更是如此。这不能不说，这与布什先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担任过驻华首席代表有关。相比较而言，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缺乏现实的态度，过分拘泥于一些所谓的「原则」，将自己的手脚捆死。
我们中国还有一句名言，叫做「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克林顿先生的毛病是「近忧」太多，会使其丧失很多发展中美关系的机会。
因此，我认为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在对华关系上，基本区别在于现实态度上的差别，而这种差别缘于对中国国情的理解程度的差异。当然，我在贵国对两党的政治与决策进行评判，似乎有失礼仪，但作为一位学者，从学术角度进行探讨是有价值的，动机是为民主党完善对华政策着想，所以是善意的。
演讲结束后，我与该校公共政策系系主任及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先后进行两轮会谈，其会谈成果主要有：
①委托我推荐中国优秀学生赴该系攻读研究生；
②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上海研究所选派优秀人才赴该校做访问教授；
③双方共同承担合作的研究课题，尤其是有关亚洲发展的研究课题。
对于亚洲研究中心的建立，我作了如下评价：未来的世纪是亚洲世纪，因此建立亚洲研究中心是意识超前之举。但亚洲经济和社会的研究，离不开对亚洲文化的研究，而对亚洲文化的研究又离不开对中国古老哲学的研究。对此，双方取得了共识。
随后，我有机会参观了乔治顿大学的约瑟夫·马克·劳英格纪念图书馆。全馆藏书 160 万册，计算机管理和应用程度极高。图书馆一楼是一个具有特种公共政策材料的政府文件室，它是美国政府文件的收藏处，并拥有一套联网的计算机辅助系统，以便于该校师生极其方便地取得联邦政府每年新出版的成千上万份文件，供研究使用。
正在我浏览图书馆设备的时候，上午听课的来自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几位研究生将我拥住，毫不掩饰地评价起我的演讲风格和学术观点，并希望我能每年对他们演讲一次、讨论一次。
望着远去的这些研究生，我产生了两点想法：
一是中国应当在高校专业结构调整中增设公共政策专业，以适应培养祖国所需的人才；
二是在我国现有国民教育系列中应增设MBA课程教学。因我讲学时乔治顿大学同行告知我，该校正在开设一门「培养懂经营的工程师」课程(即MBA)。回国后，我在讲学汇報中提出了此建议。
图四，作者与乔治顿大学公共政策系系主任考林·凯姆贝尔教摸(左一)及副系主任_起合影。
随后几年里，我国重点高校逐步开设了此课程，是否与我建议有关我不得而知。上海交通大学首次开设EMBA课程时，聘请了八位外国教授和四位中国教授。受聘的中国教授中三位来自北京，一位来自上海的是我。
这个世界真正缺少的是理解，它是消除分岐乃至对抗的前提，而理解需要有人架设桥梁去沟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和不同价值观的社会。史实反复证明，在短视浮躁和急功近利的现代社会里，对信息的及时获取和准确处理，决定着人类共同体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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